“我长大了当大夫”，这是我从小的志向。
小时候我老生病，和医院接触很多，很喜欢看医院墙上的那句标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时很少有现成的药片，多数都是药面，药剂师用小称称好，一包包的包好，装进小纸袋里，纸袋上事先就印好了“一天（）次，一次（）片粒包”。大夫根据需要填上数字勾掉多余的字。有一次忘了勾了，一到吃药的时候我就说，“一天三次，一次一片粒包。”看得多了，我也学会了包药，还能看懂不少处方上的拉丁文，也懂了不少药性。有一次牙疼，大夫给我开了土霉素，我一看处方就说，“土霉素啊，我家有，吃了不好使。”大夫听了十分惊讶。
大概十二三岁那年，我们去农村爷爷家过年。在爷爷工作的供销社，我看到了西药“小儿安”，这是弟弟常吃的药。使我不能理解的是药品居然和其它商品一起，被零散地堆放在肮脏的货架上。“药品得放在干净的地方。”我对售货员说。没人理会一个外地小孩的话。“我得告诉我爷爷。”我跑回家告诉了爷爷，可是我爷也是哼哈的应付着。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做，真叫人生气。
在爷爷家过完年还要去看望三爷，就是爷爷的弟弟，那时没有自行车，得走很远的田间小道。还要过一条很宽的河。而且还有狼在活动，所以人们总是在白天成帮结伙的来回走。到了三爷家安排我们在三叔家住。三叔有个吃奶的孩子，是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子，我在炕让哄他玩，十分开心，可是到了晚上孩子突然发高烧，滚烫滚烫的，全家人手忙脚乱的一会弄点这，一会弄点那，都不好使。我告诉大人们爷爷的供销社有小儿安，很好使，我弟弟常吃。可深更半夜的谁能去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坐着队上的马车去了镇卫生院了。卫生院挤满了病人，没有床位，我们和许多人挤在走廊，只给打吊瓶的孩子一个凳子，三婶坐在凳子上抱着孩子打吊瓶，孩子吃着三婶的奶睡着了，哭了一宿，终于睡了，三婶怕滚针，用手把着他那扎着针的小胖脚。看她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大人们都要替换三婶，她怕把孩子弄醒了所以一直坚持着。我说，“三婶，我替你把着吧，你歇会儿。”三婶小心地松开手，就在这时，我清楚地看到，在三婶按着的地方有一个通红的红手印，同时三婶突然觉得孩子叼着她奶头的嘴不对劲，我惊叫着去喊大夫，大夫过来一看，马上把孩子抱进抢救室，不一会儿出来，淡淡的说“死了”，三婶嚎啕大哭。就这样，我们眼睁睁的看着那白白胖胖的孩子，叼着三婶的奶，死了，留下一个通红通红的红手印！！！写到此我热泪盈眶！！！！
“我长大了一定当大夫！”我暗下决心！
可是，人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我终究也没当上大夫。
上班后，有一年，给了一个哈医大学的名额，那时候是推荐上大学，考试只是走形式，考试我的分数最高，可是一政审，就是政治审查，我被刷下来了，我的竞争对手是军区司令员的姑娘，她考试第末，政审第一。没办法，终生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