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不同于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因为发生了某件事(如案件、事故、灾情)才去作调查，然后写出报告。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会展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通用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篇: 会展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1978年11月，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30年之久，让全世界瞩目。这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持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很多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谈论着“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中国发展模式”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单xx早在2003年在“财经”杂志上就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常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却是最没有效率的经济体。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无效率的。
单伟建说，“没有效率的经济有可能实现真实的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储蓄率，第二是人为的资本控制。假设公民因为某种原因停止储蓄，银行没有多余资金对企业投放时，增长就会停止。如果允许储蓄流出国境，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增长也会停止。”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像是一个服用了兴奋剂的世界冠军，银行通过浪费居民储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是以长期健康为代价的，是不能持久的。中国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如此高投资水平、高资源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经济成就的代价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人的超低工资。表面上，中国的平均工资也一直在增长，但其实大部份流向了垄断行业和高管人员，直接制造产品的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其它国家。花旗银行在其《宏观中国》研究报告中指出，若不考虑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比美国远为密集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两年前，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富士康”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打工者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还经常不能按时拿到。
中国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目前占世界GDP的约5%，然而却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钢铁和棉花，以及将近一半的水泥。中国的煤炭消费量比美国、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1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石油出口国，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国家环保总局承认，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11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窘境，环保总局承认：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局部范围内，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空气和水的污染物浓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损害了人身健康、也造成了农业收成的损失。根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空气和水污染使中国损失了5.8%的GDP。
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呼吸着不达标的空气。
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投资占GDP比率高达40至45%，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几十倍。如果算上生态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将为负值。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正是挥霍本已面临枯竭的生态资源而拼出来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既无法持久，也对世界和后代子孙贻祸无穷。
中国经济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基础。
尽管来中国的外国投资已超过印度的10倍，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GDP的40％，而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4％，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大约为7％，而印度的年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资金利用得更有效率。其实，不光是资金利用效率问题，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着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外资和出口，而印度则靠的是内资和内需。这就决定了两国发展潜力和后劲的不同。
对印度经济贡献最大的是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50%。而中国则主要依靠制造业的出口来支撑经济发展，出口产品主要是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级加工产品，如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凭藉的优势是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这都是牺牲国人利益换来的，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转型和提高效益，生产越多，中国人就被剥削得越厉害。
而上述这一切恶果的根源，在于权力市场化。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一把钥匙。它贯穿于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等一切经济活动中。权力市场化像一头贪婪而凶猛的野兽，30年间一刻不停的啃噬着中国社会上本已单薄的公义。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失去了正义的基点，而后引发的各种问题再加上它在改革过程中一直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其权力集团牟利，使社会公义在中国一步步泯灭殆尽。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5万亿，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富人，靠个人奋斗起家的私人企业家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也恰恰是人们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中国几乎所有的所谓改革，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等，其实质就是向社会甩包袱，把改革的负担，改革的代价全都由加在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
但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却低的可怜，中国仅仅为7.4%，而美国是42%，英国49%，加拿大则高达52%。联合国对世界医疗体系的两项排名，一个是医疗卫生体系的实际效果的排名，总共排名国家是192个国家，中国排在144位。第二个是医疗体系公平性排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排名是188位，是倒数第四名。也就是说，中国的医疗体系是最贫富分化的，连很多非洲国家都不如。
有人感叹：我们失去了公平，却没有得到效率；我们失去了理想，却没有得到现实；我们失去了“鱼”，却没有得到“熊掌”。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现状。
第二篇: 会展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浅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与转型调整
中国经济在202-年实现7.4%的GDP增速并在近五年来呈现下行趋势，已进入“新常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高速将取代此前的高速增长。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是此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但由于消费局限性及经济环境新特点，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投资趋于饱和、出口增长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同时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需要逐步转变形成。自九五计划我国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但回顾20年的转型调整，对于调整方向的明确性及调整的有效性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同时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常态”阶段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调整之痛，但发达国家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建立相应标准从而确立在世界上的经济核心地位，以此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情形下，我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既摆脱粗放式发展的增长限制，又能通过转型发展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寻求一席之地，从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现代化强国梦?
一、增长极限论
罗马俱乐部梅多斯[1](1972年)提出“增长极限论”迄今已40余年，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五大因素限制，经济应最终趋于“零增长”，以避免经济崩溃。近年来世界经济举步维艰，似乎也印证了该论断。
1972年世界人口约为38.49亿，其后基本按年平均约8000万数量增长，至202-年底约为72.82亿。人口数量激增首先带来的问题便是资源短缺，包括人均耕地的减少、粮食供应短缺、水资源匮乏等，同时也引起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健康医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追逐增值的本质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大规模跨越众多国度，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及动荡，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世界经济蒙上了难以挥去的阴影。
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扩大虽然创造了规模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诸如碳排放、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也屡屡成为世界各大经济论坛、各国政要晤面所商讨的关键主题，为各国日益所重视。而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与衰竭也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各国所面临的不争的事实，因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2]
遍观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欧美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近几年受金融动荡或债务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呈现增长率低、就业率低、通货紧缩的特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风暴中虽独善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一味通过资源消耗扩大规模，从而造成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并且放弃和错失了产业调整及升级的空间和时间。[3]在外部市场需求不足、内部市场消费缺乏新亮点情形下，中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拐点，直接体现便是GDP增速的下降。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
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席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印证了这种后续效应。尽管德国作为欧元区主力，依靠厚实的工业底蕴，依然维系着欧盟的统筹发展，但中短期内也无法改变低通胀给整个欧盟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在2008年制定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投资方向及落位的偏差，但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中国经济在当时的不利形势下陷入泥潭，此点从2007―2009年我国的GDP增速中可见一斑，分别为11.4%、9%和8.7%(见图1)，依然维持了较快的增速，但至202-年止整体处于日渐下降趋势。
基于我国国情，GDP需要保持在7.2%左右的增速才能满足当前居民收入、消费的需求及缓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7年以来，中国经济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极，我国经济的增长及发展态势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结论
“新常态”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动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化解增长中的矛盾、消除成长中的烦恼，对经济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作出认真的剖析，是认识把握、适应引领“新常态”经济的关键。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及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受到制约的外因，内因则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创新驱动的不就位带来的下行压力。
创新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外交战略，体现了新的外交理念，将“一带一路”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双翼，以“互联互通”作为经脉，辅以“长江经济带”以及“京津冀一体化”两大区域发展战略，构成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新型经济发展战略，体现了国内外市场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的新型治理创新。
在此战略下，如何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式、低碳可循环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却是一个正确的同时也必须按此进行转变的方向。中国不能被排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外，工业4.0的智能化趋势将是我国经济赖以增长的核心技术动力，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带来的严峻挑战。深化改革的进程没有终点，政府只有完成正确的职能转化，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也必须能够为实体经济的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并在此过程中生成汲取养分的载体与土壤。
第三篇: 会展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开始于20xx年，以当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开端，20xx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增了数字创意产业。2017年，数字经济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经过近些年来的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正不断向纵深领域扩展，当前发展已进入快车道。
一、数字经济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为31.3万亿元，2019年为35.8万亿元，2020年为40.5万亿元，同比增速13.16%。截止2021年11月，开通5G基站139.6万个，占全球5G基站总数超过70%，5G终端用户达到4.97亿。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自进入5G时代以来，正在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转变。在我国新基建全面展开、大规模实施的有力推动下，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促进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已经扩大为45.8万亿元。
二、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数字经济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得益于以下有利条件：
1、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全力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并采取灵活的监管措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技术、商业模式的出现与发展采取了“先发展、后监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灵活监管策略，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
数字经济创新性的特点，是指其具有快速迭代试错、用户深度参与、创造消费需求等特点，是技术、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等多种创新的综合体。在实践过程中，互联网企业往往具有高度敏感的市场感知能力，一旦捕获需求便循序启动研发工作，在产品尚不成熟时便将其推向市场。
然后根据客户反馈快速迭代开发，不断完善产品，推动创新。而在此过程中，互联网企业通过不断试错逐步摸准市场脉搏，找准产品正确发展方向。
在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监管往往滞后实施，就为创新提供了足够的发展、试错空间。正是由于政府监管给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才在数字经济时代孕育出了拼多多、今日头条、美团、滴滴等诸多互联网巨头。
2、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市场规模，并拥有数量众多的消费者
基于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一有利条件，在庞大消费群体的推动下，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由此促使我国互联网企业及其商业模式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梅特卡夫效应，是一种依靠规模化实现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经济形态。互联网企业通常采取免费的模式推出服务，随着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将引发梅特卡夫效应，即网络价值与用户规模的平方成正比，进而使企业价值实现指数级增长。
第四篇: 会展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经济正处在向“自主稳定增长”转换的重要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实施一揽子计划后的“强劲反弹”转向“自主稳定增长”的重要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实施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我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进入谷底后强劲反弹，当前正处于向自主稳定增长的转换过程中。202-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换期，经济增速从一季度11.9%和二季度10.6%逐步放缓至略高于9.5%的增长平台，202-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分别增长9.6%和9.8%，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增长9.7%和9.5%。从一些先行指标看，经济增速还有放缓的迹象。这种向下的调整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目标，是主动调控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因素的变化，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我们不能将政策刺激下两位数增长率作为一种常态。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减缓物价上涨压力，也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从全年看，我国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虽然一些经济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但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状态。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如果没有政策的适度收紧，物价形势会更加严峻。
（二）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在经历了危机的剧烈动荡后进入缓慢复苏的轨道，但今年上半年以来，复苏势头有所减弱，主要经济体增速均低于年初的预测。第一，美国经济复苏内生动力仍显不足，失业率小幅攀升。受政策刺激效应减弱、私人需求疲弱，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明显放慢，一季度环比折年率仅增长1.8%，明显低于去年四季度3.1%的增长率，失业率从4月份开始重新回升，6月份升至9.2%。第二，欧元区经济出现明显分化，整体经济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增长强劲，一季度德国经济同比增长4.8%，是带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同比分别下降4.8%和0.7%。失业率持续走高，过去几个月维持在9.9%的高水平。第三，日本经济受地震和核危机拖累，短期内难有明显好转。日本经济一季度环比下降0.9%，同比下降3.5%。目前产业链尚未完全恢复，电力供给不足，灾后重建和事故赔偿使债务率持续攀升，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第四，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经济增速回落。6月份，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4%，巴西上涨6.7%，印度上涨9.4%。这些国家被迫加大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势头。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同比增长4.1%，巴西增长4.2%，印度增长7.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调低为4.3%，比4月份预测值降低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无疑对我国稳定外需将带来不利影响。
从下半年看，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第一，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美国公共债务已突破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对全球金融市场将形成巨大的冲击。第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蔓延。近期，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务风险增大，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如果出现债务危机，波及范围和影响深度将明显增大。第三，全球通胀压力继续加大。美国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5月份上涨3.6%，欧元区连续7个月突破2.7%的禁戒线，其中6月份上涨2.7%。在经济增速放缓、通胀持续攀升的情况下，滞胀的风险加大。
（三）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趋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6月份居民小幅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1至6月份同比上涨5.4%。这一轮物价上涨成因较为复杂，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和外部输入的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前，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过大和外汇占款持续增加，流动性过剩问题就十分突出。从M2和GDP的比值来看，我国与主要国家相比都是较高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遏制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我国出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和202-年实际信贷规模达到18万亿元左右。虽然这是应对危机必须采取的措施，但也推动了流动性扩张，增大了后期通胀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要素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成本上升正在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加之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输入因素明显增大。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增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使稳定价格总水平的任务更加艰巨。除了消费和服务价格外，资产价格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房地产价格仍未出现“拐点”，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44个，环比持平的14个，环比下降的12个。虽然环比涨幅和降幅都有所收窄，表明商品房价格正在向平衡价格靠拢，但从二三线城市价格攀升的情况看，房地产市场调控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冲击而发生大的起落，2009和202-年仍然实现了9.2%和10.3%的增速，但这是在超常规大力度政策刺激下实现的。今后一个时期，2009年投资超常规增长和202-年出口大幅反弹的因素已不复存在，政策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增速呈现放缓态势。从投资需求看，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项目进人尾声，加之信贷规模收紧、资金成本提高和房地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从最终消费看，加强房地产调控特别是限购力度加大，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保持强劲势头。从外部需求看，出口增长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出口总体增长24%，但呈现逐月回落态势，主要因素就是，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出口企业也面临生产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贸易环境恶化等各方面压力。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50.9%，连续3个月回落，预示着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速还可能放缓。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202-年消费率下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3.8%，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8%，均处于过去五年的最低点。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7.5%，仍低于资本形成的贡献率5.7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202-年第二产业增速12.2%，高于第三产业增速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2%，高于第三产业贡献率18.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长11%，仍高于第三产业增速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提高，“两高”行业增长仍然较快，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从收入结构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31.2%和28.7%，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0.4%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3.2%的增幅，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继续下降。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第四，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趋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明显提高，一些地方电力供求矛盾加剧，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和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效益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逐月提高，前5个月达到40.1%，比1至2月份提高17.9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宏观层面上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三方面挑战同时并存，使得短中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宏观调控面临短中长期三方面任务，从短期看，能否有效控制通胀和物价上涨；从中期看，经济增速能否稳定在合理的区间；从长期看，在全球再平衡中，经济结构调整能否取得明显成效，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四）关于我国全年经济走势的几个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尽管一些指标的增速在放缓，但是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状态，不会出现“硬着陆”，更不会出现“滞胀”，总体上仍处在一揽子计划拉动向自主稳定增长转换的阶段。
第二，全年4%的目标通胀率有可能突破。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下半年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左右。
第三，房地产市场不会急剧下滑。只要保持现有的政策力度，房地产市场回稳态势下半年会有所显现，部分城市商品房价格“去泡沫化”过程将逐步实现。我们既要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也要尽可能减小房地产降温对经济增长和银行体系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能减排压力明显增大。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9.6%，但电力生产增长13.5%，说明高耗能行业增速较快。今年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是3.5%，实现这一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总体上看，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下半年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33.8%，明显高于固定资产平均增速，表明市场自主投资力量正在增强。支持消费增长的有利条件仍然较多，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工资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带动下持续上升，这将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强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综合考虑经济上行和下行两方面因素，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经济增速适度回调有内在合理性。通常认为，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更加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有利于减缓物价上涨的压力。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需求过旺，必然引发物价上涨，形成通胀压力。相反，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到合理区间，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物价上涨就会得到有效控制，通胀压力就不会那么大。经济增速适度放缓，还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引导到调整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效益上来。经验表明，在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下，增长速度过快，提高居民消费率、提高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等结构调整目标很难落到实处。
二、自主稳定增长的政策和战略选择
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是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的关系，以控物价为重点。三者互为影响，相互制约。比如要控物价，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这会引发经济增速下滑；稳增长，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调结构，需要强化倒逼机制，加快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又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并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使经济增速受到影响。如何在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之间找到“平衡点”，兼顾总量和结构、当前和长远，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
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总体来说，宏观政策取向还没有必要进行大力度调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政策过早放松，有可能回归到危机前的增长模式。要以牺牲一些速度为代价，来减缓通胀压力，倒逼结构调整。同时，又要考虑政策的累积效应和市场变化因素，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进行微调。
从政策层面看，我个人理解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从比较意义上理解，今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政策力度上应比去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所收紧，比如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和新增贷款应该低于202-年。当然，在这个基调下，可以做一些结构性调整。比如信贷方面，在既有信贷规模的前提下，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之间，要做到合理配置。第二，适当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在稳增长和调结构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稳增长方面，我国公共债务率相对较低，最近审计署公布地方融资平台10.7万亿元，与西方国家比较，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相对较低，说明财政政策的空间比较大。一旦经济增速下降过快，采取扩张性措施是完全有条件的。在调结构方面，财政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实行结构性减税，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当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要慎重。第三，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也是当务之急。要继续发挥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鉴于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1.5%的高位，而自202-年2月以来实际利率一直为负，可进一步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此外，我国部分商品价格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间环节和物流成本高，要降低流通和物流成本。同时，还可以适度渐进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来对冲输入性因素的影响。第四，坚持不懈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调控决心不动摇、方向不改变、力度不放松。同时，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逐步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比重，促进房地产市场缓慢降温。第五，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努力实现“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两个同步”的目标。第六，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一是推进重化工的优化重组，建立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二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培育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提升产业价值链。三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七，鼓励扩大民间投资。认真落实《新36条》，抓紧出台民间资本进入能源、铁路、金融、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具体措施。逐步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目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根本上还要靠发展民营中小银行来解决。第八，保持出口稳定增长。适度扩大买方信贷适用范围和规模，帮助企业争取出口订单。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出口企业间的协调配合，帮助企业积极应诉，解决贸易争端。
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要把握好三个关系。第一，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合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从而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宏观环境。第二，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很多看是短期的现象，其实背后有长期的影子。要做到远近结合、统筹协调，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当前尤其要注意防止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第三，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但不能将应对金融危机时期政府更大程度地发挥调控作用作为一种常态，更不能因此忽视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后危机时期，政府应适当地退出，培育自主增长的力量，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二）自主稳定增长的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的一条主线，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外部需求扩张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高度依赖。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第三，在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第四，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情况下，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高度依赖。第五，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改变城乡不平衡的发展格局。第六，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情况下，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转型的体制环境。
三、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和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20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9.9%，明显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也一直高于国际组织最乐观的预期。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2020》预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1985年～1995年的9.8%降低至2001年～202-年的6.9%，但事实上，2001年～202-年我国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十一五”中后期，我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十一五”年均增长率11.2%，比“九五”和“十五”还要高，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重视基础教育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中，这三重特征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特征。
（一）从中期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相比，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加之城市化加快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较大和深化改革的巨大动力，从中期看，我国完全有条件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态势。
第一，内需市场加速扩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我国国内市场正在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我国国内消费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刺激消费的政策，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规模扩大。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将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第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研发水平仍然不高。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重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有条件在主要产业领域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新人口红利”加快形成。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加快，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与此同时，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将有所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每年毕业大学生约670万人，超过北欧国家芬兰的总人口。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保持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就完全可以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
第四，城市化加速发展。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202-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9.7%，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巨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第五，区域回旋空间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但在客观上也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如珠三角、长三角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
第六，深化改革的潜力巨大。深化改革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可以使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资源价格改革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比例，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由此可见，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二）从长期看，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储蓄率逐步下降，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放缓，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经济增速难以保持在过去30多年接近10%的平均增速，但这个过程将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
第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发生向下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2-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2.6%，比1978年提高1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6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支出增加，以及体制政策调整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多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发生改变。与此同时，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趋于减少。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难以持续。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逼近峰值，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难度较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对处在高速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转移，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通常情况下，第二、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5～6倍。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率持续下降，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减弱。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第四，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2-年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2.4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年～202-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将对经济较快增长形成明显约束。
从国际机构预测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经历一个缓慢下降过程。据世界银行专家预测，2011年～2015年我国年均潜在增长率将为8.4%，2016年～2020年下降到7.0%。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加快，今后一个时期储蓄率将有所下降，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速将逐步放缓。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2011年～2015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之间。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继续缓慢下调。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后，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经济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在生产结构中，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支出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在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同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发生新的变化。但是，经济结构调整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必须以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创新为重要前提。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关系当前，也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转变发展方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来30多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实现了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由人口大国变为了经济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向未来，我们还要实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根本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就能够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否则，结构性矛盾还会加剧，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将持续强化，经济可能出现大的起落或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种前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开创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第五篇: 会展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美国消费—中国投资”。中国作为生产方，其经济增长逻辑与现在的美国截然不同，却与1929年时的美国极为相似，表现出鲜明的生产相对过剩特征。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扩张计划，形成了2009–2013年的经济过热周期，同时刺激起房地产市场。202-年后，当经济步入紧缩周期后，私营部门缩减生产、步入萧条，各类资本先后进入股市、P2P、房市，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就虚特征。伴随着城市化的速度放缓，生产相对过剩的后果也将愈加明显。
一、中国经济研究方法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利润生产完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大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化生产的范围从2001年加入WTO之前的一国扩大到了全球，十几年来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的经济已经同全世界结成统一整体，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和“中美国经济体”的重要一环。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并未改变，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生产活动、财富、知识产权和社会权力。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以普通民众消费的一般商品为主，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单价高，但总量很小，对全社会生产的拉动作用很有限。由于两极分化程度较为严重（中国基尼系数高于美国），同时财富效应2又不如欧美明显，总体上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超过50%下降到202-年最低为33.8%，近年来又逐渐回升，到2016年为39.3%。这一比例在全球都是比较低的，目前全球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平均为58.3%，美国为68.8%，拉美平均为65.0%，英国、希腊等都超过60%，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国也都超过50%。
二、不同阶段中国经济的表现
生产相对过剩由“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6，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条件。第一，机器大工业的确立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第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三，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上述三个条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个条件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建立的；第二个条件是十四大后大力开展城市商品市场建设后建立的，到1996年以全国性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为枢纽、区域性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流通网络和各类消费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第三个条件是90年代初覆盖城乡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具备的。因此综合判断，中国发生全面的生产相对过剩只能是1996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