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化寻根——赣南书院研究丛书》感言(1)
粗读《文化寻根——赣南书院研究丛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史实的资料性。文瑞先生从2014年的冲动到2015年开始的准备，近五百万字的阅读，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看资料看得视力下降、颈椎劳损，他终于完成了一次前无古人的赣南书院史考。
第二，体例的清晰性。面对浩瀚资料，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如何把这些内容放到当下，即使历史史料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文瑞先生做了大量的思考。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丛书，归类有秩，体例清晰，一目了然。
第三，教育的普及性。我通过阅读这套丛书，对书院的起源、功能、特点等有了宏观的理解，对赣南书院的概况有了基本的了解。赣州文化历史的研究，目前在全市来讲，应该说既是后起之秀，也是佼佼者。文瑞对赣南文史的研究与创作，对我们现在及今后的赣州，对人们了解赣州的历史、记住赣州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独到的文化价值。
第四，文化的建设性。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以后，全国上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运用都非常重视。这套书，对赣南的文化建设是功不可没的一项文化工程。他对传统文化的敬意达到了最高的一种境界，对我们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自信建设，应该说其功劳是不朽的。
读《文化寻根——赣南书院研究丛书》感言(2)
我想用五个“历史研究样本”，大致浅显地说了一下个人观感。
首先，丛书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赣南政治治理教化的历史研究样本。他这套丛书，虽然打的是书院文化研究，但实际上它已经越出了书院文化地界。一个社会，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机器或者硬件来说，那么所有植入我们脑海从而让社会得以运行的东西，都是软件。这个软件从哪些地方植入呢?教育。旧时社会，教育层面很多，有官方教育，就是丛书里讲的官学，还有乡学，还有诸多民办的书院，以及宗族、家族办的学校，学馆，私塾。除了有形的教育，还有更多看不见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熏染同化、家族文化耳熏目染，这些都是植入一个社会机器的软件系统插口。但是《文化寻根》就选“赣南书院”这一个接口进入。里面囊括了赣南历史上出现过的军学、州学、乡学、书院、各地村落宗族私办塾馆的整个教学教化生态。
其次，丛书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赣南古代教育体系的历史研究样本。这个刚才说了，书院教育只是其中一方面，丛书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官办教育、民办教育、家族教育，社会教育，还有乡村治理。这些方方面面，实际上他从硬件到软件从顶层设计到基础建设，这里面都可以找到。
再次，丛书为客家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赣南客家耕读文化的历史研究样本。客家人崇耕尚读，是中原士族古典耕读文化的忠实传承人和践行者。那么从哪些方面体现呢?此方面我们平常有很多个案的书写，但是只要看了这一套书，就回发现，实际上可以扫描到我们整个客家社会地区的耕读文化生态。
第四，丛书为当下的书香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赣南历史文化研究样本。现在我们讲书香社会，就是搞朗诵会、读书会啊之类的，这些固然不可少，但我们恰恰缺乏从书香硬件设施到书香软体运行这样一整套体系建设和环境营造，不说其它，单单就图书馆建设、文化艺术馆楼建设就和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人民文化需求不匹配。
第五，丛书为赣南文学创作提供了本土精神文化源流输入与输出的解读样本。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质地、构成与形貌怎样，源流如何形成?这里面有天然地理、人种民族因素日久交互形成的人地关系文化积淀，还有至关重要的就是文化输入。纵览本套丛书，我们知道，赣南自唐宋到近代，大体了解这个阶段精神文化源流是怎么输入的，又是怎么输出的。文化教育与社会教化是输入口，人才成果是输出口，通过书院等等接口，通过像周敦颐、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家级别的施教与传习，历代书院山长以及种种教育官员、施教先生之类，一代代贤哲过化与施教，一代进士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呈现和进入社会，持续构建了赣南本土精神源流的输入和输出水系。
读《文化寻根——赣南书院研究丛书》感言(3)
龚老师的散文写作在赣南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现在华丽转身，致力地方文化史书写，近年赣南文化史、地方史的其他书写者也不断推出新作。
时至今日，文学不仅没有从纷纭复杂的混沌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观念和文学写作及传播手段的丰富，文学更进入了一种“泛文学”的时代。“超文体”写作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中超越原有文化规范的写作现象，它们可以是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融合，也可以是文学与文学之外文体的结合。如果说这种变革开始还发生在文学体裁之间，诸如小说的诗体化、散文化，诗歌的散文化，散文的叙事化，等等。这些曾经居于文学中心地位的经典性写作都开始异化，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文学写作。
文学一旦将自己的疆域放开，一发而不可收拾，既然纯文学写作尚且大量引入非传统的文学形式、乃至非文学的手段，可以如此变革，那么新的或曾经根本不被承认为文学的写作，也开始大举进入文学。“新写作”的文体性质使得习惯上的文学批评举步维艰，即使是见多识广的职业批评家们也开始怀疑“这是文学吗”?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在如此作品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当我们将地方文化史书写置于这样“泛文学”“超文体”“新写作”的话语背景当中，再重新观照，大家或者更能够认同，它也应是一种特殊的“作品”。尽管现在还很难断言其文学的价值，但既然“文学性”正处于激变的时期，不妨先将这种“文学性”悬置起来，认识到它作为一种“写作”的意义，然后再思考其评判标准。或许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拿起手中的笔，去为历史留下一份别人无法创造的珍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