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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经典故事十八篇

节日活动总结 |

时间:

202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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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是指2021 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的旨在激励全党不忘初衷、牢记使命、不断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教育活动。2021 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通知》,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进行了部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章18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第二篇: 党史经典故事

  1.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2.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3.

  耿飚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4.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5.

  第一次: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在此不想多说,说说里面具体的一个细节。党史叶剑英担任张发奎第四军参谋长。当时,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准备要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但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发现了起义苗头,电令贺龙军长等率部到庐山,意在缴械。这一消息被叶剑英知道了,他赶紧向周恩来等人汇报,所以,南昌起义提前爆发。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情报,不知道有多少起义者还没起义就被屠杀了,那还有后面的南昌起义?

  第二次:南昌起义。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业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回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第三篇: 党史经典故事

   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寒风呼啸、大雪满天飞舞,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长兴村新田埂组的村民黄存中的几个孩子早已入睡。他们夫妻俩还在磨着杂粮,为着明天的生计操劳着。忽然屋外的大黄狗狂吠起来,“这条狗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吧?”黄存中妻子念叨着,接着“哒-哒-哒”传来三下不紧不慢的扣门声,黄存中妻子紧张的把手里的勺子一扔,赶紧躲到丈夫身后,颤抖的说:“这么晚了谁敲门啊?”黄存中毕竟是个男人,而且经常独自进山打猎,练就了一身胆,走到门口随手拿了一根粗木棍,低沉的问道:“谁?!”“老乡,麻烦你开门,我不是坏人,是红军,掉队了。”红军?!前段时间确实有一支红军队伍从这里经过,纪律严明,睡觉时全部睡在路边,很多群众根本就不知道路过一支大队伍,只是好奇第二天,外出的羊肠小道两旁的杂草一夜之间忽然被踩得平平整整,成了一条大道一直向沙洲方向延伸。黄存中也是晚上去给牛喂稻草时才发现路边黑压压的躺了很多人,他当时还纳闷,这么多人躺在离家5、6米之远的地方,家中的狗居然没叫?这些人个个对他态度和蔼,“老乡,没有吓坏你吧?”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蔼的和他搭话。“没事,你们是什么人?这么冷为什么不进屋去睡?这是要干嘛?”黄存中问道。“老乡,我们是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所以我们不会去打扰老百姓的”。黄存中把这支部队和那些横行乡里的白狗子一比较,确实不一样。于是心里瞬间对这支红军队伍充满了好感。所以今晚一听见对方说是红军,黄存中心中的防备便消除了一大半,把手里的粗木棍一扔,赶紧把门打开,一阵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扑面而来,借着摇曳火把的微光中看见一张瘦黄的脸,“老乡,我是红军,由于受伤而掉队了,现在伤还未痊愈,我就来追赶大部队,路过此地,天色太晚,雾气太大,恐怕迷路,特来借宿一晚”。

    听到这话,黄存中却犹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8个孩子,却只有三间狭窄的茅草房,平常都是挤得满满的,现在又来个成年人,确实无房可住啊。看到黄存中犹豫不决,这位红军仿佛知道他的难言之隐,说,无妨,只要能遮风避雨,牛圈也行。一听这话,黄存中心里的不安马上放下了,赶紧让妻子张罗熬粥。在妻子熬粥的时候,红军主动和他拉起了家常。黄存中也借机打量起这位红军战士来,只见他穿一件藏蓝色大衣,瘦骨嶙峋,脸色蜡黄,不知是受伤所致还是营养不良,但一双深邃的眼睛让整个人显得干练精神。黄存中原本想关心一下他的受伤情况,但一说这个话题,红军战士就会巧妙的避开,因此黄存中也不便再追问。喝完粥后,已是深夜,黄存中和红军战士一同睡在牛圈里。来到牛圈,黄存中边铺干草边说道,由于家里穷,没有棉被,只好用干草当棉被御寒了。红军战士也没有多说便躺下了,可能是身体还未完全复原,或者的确很累了,很快就睡着了。黄存中也渐渐入梦,梦里感觉有人给他盖被子,他用手一摸,猛然一惊,身上真的有被子?原来,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和黄存中一起当做被子盖。黄存中心里一阵感激:多好的队伍!多好的红军!就这样暖意满身直到黎明。

     天刚露鱼肚白,红军战士就起来了,黄存中也醒了,红军战士握着他的手,深表感谢,准备出发继续追赶大部队。这时黄存中妻子拿来几个窝窝头,给红军战士当早餐吃。红军战士接过窝窝头,沉思了片刻,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递给黄存中,说到:老乡,我们现在确实日子不好过,但是你放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穷苦百姓一定会过上幸福生活的!这件衣服你留着给孩子们过冬。黄存中夫妻说什么也不肯要,因为天亮了,可以清楚的看到红军战士脱掉军大衣后那补丁累累、单薄的衣服。可是红军战士态度坚决,把大衣往黄存中怀中一放转身就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里。黄存中夫妇呆呆的望着红军离开的方向,久久未能反应过来,直到寒风让他们打了个激灵,才猛然想起,还不知对方姓啥名啥。

     这件大衣就这样在黄存中家里留下了。他一直告诫子孙后代,这么好的红军、这么好的队伍,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这件大衣,不能有任何损坏。这件大衣从红军走后的第二天就被保存起来了,即使在当时那么一穷二白的年代和解放后自然灾害那么严重的时间里,都未曾拿出来使用过。这件大衣作为黄家的传家宝被一代代传承下来,一并传承的还有它背后感人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第四篇: 党史经典故事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  

   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  

   “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  

   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  

   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  

   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  

   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  

   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第五篇: 党史经典故事

  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

  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等等。

  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

第六篇: 党史经典故事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福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1934年7月,红七军团进入福建,在闽赣苏区休整补充后率先北上,进入闽浙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后,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地区遭到敌军的疯狂围攻,最终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壮烈牺牲。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八万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三万多八闽儿女参加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壮举。在长达一年多的战略转移过程中,八闽儿女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胜利到达陕北的,已经不足三千。湘江之战,以闽籍指战员为主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承担断后任务,血战十天,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7000多人几无所存。在祁连山脚,西路军血洒河西走廊,红五军团悲歌高台城下,数千名历经雪山草地考验的闽籍红军指战员马革裹尸。在遵义城下,在赤水河畔,在金沙江边,在大渡河头,在皑皑雪山,在茫茫草地,在六盘山,在直罗镇,到处都洒下了八闽儿女的鲜血。(这是先遣队在那样的历史大背景前提下而进行的)

  一个远离喧嚣的偏僻的小山镇-----赤溪,距城关53公里,四面环山,峰峦叠起,每座山峰都在溪中长出,山清水秀,正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叶,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幸运,在头上压着三座沉重的大山剥夺了他们的幸福感,或者说是给生活带来了痛苦。他们为了解脱这些痛苦,就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国家,他们抛投骨,洒热血。

  今天你们生长在红旗下,特别在这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你们就很难体味到那时的背景,残忍,是的,现在我就讲讲,我们赤溪镇的一些党史吧。

  赤溪是一个小山镇,三十年我们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是,便于革命志士开展活动的好环境,因此,我们全镇上下基本掀起参加革命风,据完全统计有108人参加革命,比霍童镇还多三个,真是一个奇迹啊。

  由于这几天我都在忙于陈荣凯副省长要来我们镇里调研工作和《文革宁德知青篇》文稿一书的征稿活动,很多精力都被用在这方面,于是今天就简单地聊聊几点有关我们赤溪镇的党史吧。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军团长寻淮洲,政治部主任刘英,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与闽东工农红军叶飞、叶秀藩、范式人等领导人,于1934年8月21日9点许,在阳谷村会师,先遣队首先传达了党中央重要指示对闽东党政军的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同时也促进了闽东革命形势发展。这个队伍有6000多人马,拥有大炮、枪支弹药、无线电等设备,当时住杂暴满了夏村、桃源、赤溪三个村庄,并给我们留下50多幅标语在古民居墙壁上(连兴座、巫济业厝),遗憾的是至今已只有三条依稀可见。第二天,凌晨,由我闽东游击队队员引路,从龙案岭出发,途径班竹、社洋,然后又直入福安磻溪、康厝,于下午两点左右攻下福安重镇穆阳镇,最后,当天我闽东游击队员原路返回。今天我们站在这块碑子面前,就足以让我们揭开当时闽东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序幕,开展重温阳谷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东红军会师为主题的红色旅游,对宣传革命历史,发扬红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结束四年游击战后,还根据当时先遣队传达精神要求,闽东特委动员1600多人参军,经过一周后且动员了4000多人,挑选了1500名。经过军事训练后,于1938年开往前线,这支队伍就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解放初期,这些队伍不是牺牲在抗日战线上,还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线上,最后回乡的也只有12个老红军,迄今已全部不在人世了。

  还有闽东游击战中,官岭很重要,如官岭的单岔处“官岭战斗”遗址,有闽东闻名的“高山小红军”故事。有曾志(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先辈领导的社洋分田分地运动。有“龟山之战”等遗址都很壮举的。

  那么,“红军窑”算是甚为奇妙了,这个位于官岭村庄外200多米处,是一个自然的陈窑了,四周自然铸成的削壁,占地50平方米,深30米,下大上小,来回须绳子攀沿,人入景中,影随步移,原人大副委员长叶飞首长也到过这里,召集革命先辈们开过会,讨论过闽东革命发展情况。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古镇更为悠远的历史了。

  官岭,今天穿行古巷道,脚步叩在满是雨痕的旧石板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响,身边闪过的是百年前古屋老宅,布满青苔的无人住房和年轮印记的空房,思绪萦绕于藤条之间,真的,好像在这里疲惫的灵魂才终于找到了皈依之所。世纪之交,年轮顺转,在生生不息的时光中,在深深宅院的残垣断壁中,凝结着这古村庄积淀了几百年历史的品格,坚守与开放兼容,传统与现代互动,对,今天,让我们随着文字的跳动,近距离的审视这些沧桑的古村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轨迹,同时也触摸它的脉搏,体味着那怦然心动的感觉。

  尽管今天这个村子,确实不如往昔,尤其有些被荒废的古屋长满青苔,在阳光照耀下格外刺眼,许是一个巧合,许是一个错位,这曾经出过多少革命志士(九位安德县委书记中我们官岭就占了3位)的地方竟被荒废,这无疑是一个不合谐的音符,那守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业在现代文明环境中,突然被人叹为观止,生出许多格式的感憾,是福、是祸、是喜、是悲或者兼而有之。

  当然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这个村子至今昭示着因诸多因素而失去往昔的景秀而怅然,灰飞烟灭,总之过去的都过去了,历史却留下了一份难以估价的遗产,这决不是让今人因遗产而困囿自己。仍有村民依然如故地住在黑檐乌瓦的老屋里,村子里除鸡犬之声外,也很难听到随着时代随着节拍各领风骚的流行歌曲,难道这里墨守成规吗?当然,闽东志士从游击队到随叶飞去北上抗日,到全中国解放后,今天他们都已不在人世间了,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就是意味着要继承他们遗志,在改革开放年代中,为国家建设做出一份贡献吧!

第七篇: 党史经典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第八篇: 党史经典故事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第九篇: 党史经典故事

  1、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2、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3、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第十篇: 党史经典故事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第十一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第十二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第十三篇: 党史经典故事

  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第十四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第十五篇: 党史经典故事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新四军的由来和新四军历史。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属于国民政府战斗序列,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

  中国共产党对此针锋相对,宣布重建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8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

  1938年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集中改编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指示设计新四军臂章。当时,八路军曾佩戴有"抗敌"两字的臂章。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受此启发,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两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臂章得到叶挺等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成了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

  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由何士德谱曲后,这首歌就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歌曲之一。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谢谢大家!

第十六篇: 党史经典故事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第十七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腊子口的时候,某部住进了依山而建的藏寨朱立村。傍晚,连部一位十七八岁的通讯员借用了房东家的瓷罐去打水,回来的途中不小心将瓷罐打碎,他看看四周没人,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悄溜进住处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当部队准备离开的时候,指导员在检查纪律时才发现了此事,严厉批评了通讯员的同时要求他赔偿。通讯员除了腰间的一支驳壳枪和身上的一件红毛衣,别无他物可以抵偿。指导员要求他将红毛衣脱下来赔偿给房东老阿妈,通讯员情急之下竟然泪流满面,身边的一位战士解释说,这件毛衣是过草地时他妈妈牺牲时留给他的唯一的遗物。原来,通讯员的父亲是红军的一位营长,在四渡赤水中牺牲。当时他叮嘱妻子将这件红毛衣穿在孩子的身上。这件红毛衣是远在云南的奶奶用爷爷一点一点捻出来的羊毛织成的。房东老阿妈实在不忍心,部队又有铁一般纪律,只好拿出自家的一件羊皮袄换了这件毛衣,指导员又执意留下一块白洋,此事才算了结。

  解放后,老阿妈将一直保存下来的红毛衣送交了乡政府,可惜后来遗失。但是一件红毛衣的故事,却至今流传在迭部一带,越传越远,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它并深受感动。

第十八篇: 党史经典故事

  草地晚餐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们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水旱相接的边缘地带。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总部和党校的同志刚做完宿营准备工作,朱总司令来到了。

  总司令身穿打了不少补丁的灰色粗布军服,脚穿一双草鞋,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皮包,拄着一根棍子,棍子的两头已近磨得溜光圆滑。为了党的事业日夜操劳,加上长征途中的艰苦生活,总司令比过去显得黑瘦,额上的皱纹也比过去深了,密了。

  总司令站在一个草坡上,边喊边招手:同志们快来呀,告诉你们几个好消息。

  一霎时,这喊声就把大家吸引到草坡的四周来了,总司令看前面的人群,兴奋地说: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领导的北上红军和陕西的红军打了大胜仗啦!总司令把“大胜仗”三个字拉得长长的,加重了语气。人群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总司令也激动得和大家一道使劲地鼓掌。接着,总司令又报告了两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水草地,而且有了一条牦牛。

  “牦牛!”很多人惊喜得叫起来。在这个渺无人烟的草地上,哪来的牦牛呢?经过总司令的解释,才知道是先头部队送给我们的。最近一个星期,我们每天两餐,每餐只有二两左右的炒面泡水充饥,再过几天,二两炒面也会发生困难。现在居然有了一条牦牛,怎么不叫人高兴呢?“把牦牛杀了,美美地吃一顿。”我们都这样想。但是仅仅一条牦牛,怎么够好几百口人吃呢?

  总司令一下就把我们的心思猜中了,他笑着说:不能一顿吃了呀,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哩。同志们,过日子要有个长远打算,不能光看到鼻子尖上。宁愿顿顿缺,不愿一顿无呀!我们四川有句俗话,“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我们可不能那样啊!

  听着总司令的话,我们顿时觉得脸上有些发烧,内心感到很惭愧,大家纷纷议论要把这条牦牛留到最困难的时候。

  总司令说:我的意见是把牦牛杀了,留下牛皮牛肉做干粮。牛骨头炖野菜,营养好的很,是我们今天最好的晚餐。等一会,大家去扯点野菜吧,他说罢,用征求意见的眼光向四周看。

  “好!”“同意!”大家喊了起来。

  开始挖野菜了,我们几个女同志走在一块。这时,总司令又出现在我们身旁,他给我们介绍草地上的各种野菜的名称:什么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总司令还能说出各种野菜的生长期和味道。我们一面按照他的指点挖野菜,一面想:总司令对野菜这样熟悉,他一定没少吃。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和红军战士一道,历尽千辛万苦……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总司令几眼,看到他那显得有些苍老却十分刚毅的面容,看着他那露这一道道青筋、正在拉扯野菜的手,我的心无法平静下来。

  总司令一面细心地寻野菜,一面给周围同志分析当前的国内形势,教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对待困难,经受生活的严峻考验。他说: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一定能走过草地,到达陕北,见到毛主席;就一定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的胜利。听着总司令的话,我浑身增添了力量,连肚子也不象刚才那么饿了,拔起野菜来也格外轻快了。

  草地上的野菜并不多,寻了个把钟头,每个人才弄到一小把。我们把野菜洗干净,送到炊事班去。

  临时伙房设在草地上,几口行军锅成“一”字形排列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内热气腾腾,一块块巴掌大的牛骨头,被沸腾的水卷起来又按下去。一阵微风吹来,香喷喷的牛肉气味直钻鼻孔。大家谈笑着,赞美着,都说今天的晚餐是一顿丰盛的“牙祭”。

  开饭了,就餐的人们,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都有。草地真是一个又大又好的露天餐厅。我盛了一碗野菜坐下来,一眼就看到总司令也端着一碗野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哩。他边吃边向旁边的战士们称赞野菜的味道。战士们见首长和自己在一块吃野菜,又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都争着与总司令拉话。

  一个年轻的警卫员端着个大碗递给总司令,这是一碗米粥。粥可真稀,人影子都照得出来。总司令瞧了瞧,皱着眉头问:“这是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说:“先头部队送牦牛来时,顺便捎来一点点大米给您熬粥喝。”总司令温和地说:“给病号送去吧。我吃牛骨头煮野菜,营养好的很。”说罢,夹把野菜往嘴里送。他吃地那么香甜,看不出有丝毫难咽的样子。说实在的牛骨头炖野菜,闻起来香喷喷的,可一吃起来就不是滋味。就说那个野葱吧,香气和家葱一样,味道却像刚结出的李子,苦涩得使人难受。

  警卫员知道总司令是说一不二的,尽管心里有些舍不得,也只好端着稀粥向病号那边走去。

  病号中有个是党校二连连长,发高烧已经两天了,一点食物也没沾牙。可是他宁愿自己多忍受点艰苦,也不愿吃掉自己敬爱的首长的稀粥。其他几个病号也和他一样。警卫员没法,只得仍旧端回去,可是总司令又叫他送过来。这样来回几趟,弄得警卫员不知听谁的好。怎么办呢?稀粥都要凉了。大家知道我和总司令比较熟悉,便推我去劝说。

  我走近总司令,说:“总司令,我看着稀粥还是应该您吃。论职务,您是首长;论年纪,您比我们大;论身体,您不比我们青年人。”我边说边扳指头,一口气把想好的这些理由都说出来。总司令听了,呵呵地笑起来,他踱到人群中间,用平稳清晰的语调说:“同志们,稀粥还是应该病号吃,他们有病啊!”总司令说着,慈祥地望着大家。大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在这时,康克清同志来了。她明白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后,就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粥碗,对总司令说:“老总,你就尝尝吧。你不吃,他们是不会吃的。”说罢,用勺子盛了两三口粥倒在总司令冷碗中,余下的分给四个病号。总司令喝完粥,举起碗来向着病号说:我已经吃了,同志们快吃吧!

  那个连长噙着眼泪,向其他病号说:“吃吧,不吃会辜负总司令的心意的。”病号都被感动得哭了。我们望着敬爱的总司令,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

  夕阳把草原映得更加光辉灿烂。总司令那稳健的身躯,有如一株青松,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巍然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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