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与主攻方向
黄博张汉飞
关键词：直接融资间接融资金融地理结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我国金融系统的结构性失衡
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正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阻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我国的金融系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失衡，集中体现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结构失衡和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和金融地理结构的失衡。
金融系统的结构性失衡主要体现为融资结构的不均衡。首先，我国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结构失衡。我国的直接融资发展相对于实体企业的融资需要存在一定的缺口和不足，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我国社会的企业融资需求主要来自于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提供的金融服务，而利用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来为实体企业提供资金的占比偏低。其次，我国的直接融资中，企业主要是依靠债权融资来获取资金，而利用股票市场来进行股权融资的比例则相对较低。而在债券市场内部也存在一定的比例结构失衡，地方政府债、国债和金融债占比较高，企业债与公司债占比偏低，而针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和一些高速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企业的高收益债市场基本仍是空白。最后，我国的银行业结构也存在一定的比例失衡。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大银行为主，中小银行的占比较低，发展不充分。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458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24家主要银行资产占比高达七成。大银行主要服务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而对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则缺乏中小银行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我国的金融系统的结构性失衡除了体现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结构失衡外，还体现在金融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和金融地理结构的失衡。我国的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和金融地理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在我国的许多城市近年来兴起建设金融中心的热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与此同时，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则存在金融资源供给不足，获取资金融通的渠道受阻。我国金融资源的地理结构和地理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的发达地区、城市地区，而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偏远的农村地区融资渠道有限，限制了实体企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经济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将优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结构和优化金融地理结构作为两个重要的主攻方向。应该优化我国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直接融资和金融市场，实现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新阶段，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需要依赖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以提高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相较于银行系统的间接融资，更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和研发活动。企业的研发和创新项目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不仅面临研发过程中的技术风险，还要面临新产品的市场风险。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是合适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企业通过银行体系来获取资金需要按时还本付息，研发企业因此将面临较高的破产清算风险。
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金融地理结构应该与相对应的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地理区位分布相一致，才能有利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力于优化金融地理结构，促进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分布。既要加强地方金融服务资源的供给，即增加中小城市、偏远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同时又要强化金融中心城市金融服务资源的集聚，发挥好金融集聚服务实体企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完善地方金融服务资源的供给可以解决我国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此，应该放松对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为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松绑，同时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向地方延伸其分支机构，赋予分支机构更大的决策自主权，优化我国金融机构分布的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体系。除了加强地方金融服务供给，还应该加强金融中心的金融资源和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现有研究表明，金融业空间集聚将有助于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并且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能够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对周边地区的企业发挥空间溢出效应。为此，应该合理规划和建设不同层级的金融中心，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并且发挥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服务实体企业的空間溢出效应。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掀起了建设金融中心的热潮，然而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具备建设金融中心的条件，盲目建立众多金融中心可能事与愿违，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并且可能削弱核心的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功能和空间溢出效应。这将会影响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三、总结性评论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已经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使得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特点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产业将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经济活动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因此对金融市场和直接融资的需求将会持续不断增长。大力发展我国的直接融资和金融市场，实现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的金融地理结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空间失衡，需要不断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和金融地理结构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既要加强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又要加强中心城市的金融业集聚，发挥好金融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的辐射和空间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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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林，丁艺，刘志华.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金融研究，2011第5期.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与主攻方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完成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必须找准主攻方向，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但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着力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
巩固和壮大“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出发的立足点。近年来，我国去产能迈出坚定步伐，去库存效果显著，去杠杆稳步推进，降成本取得重要进展，补短板成效明显，完成了阶段性目标，经济运行中“四降一升”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但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房地产市场风险较大，宏观杠杆率和成本还较高，需要持续巩固和扩大“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抓好“破”“立”“降”工作。
去产能方面，要严格控制钢铁、煤炭等新增产能，加快“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在去产能中，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对新兴产业发展引导，防止高水平产能过剩。巩固去产能成果，关键在于建立市场化法治化机制。要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立健全产业准入的环保、安全、质量等标准体系，推广实施差别电价、惩罚性水价等政策措施，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加强产能动态监测和发布，推动产能优胜劣汰。
去库存方面，重点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增强城镇化产业支撑。要把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建立有效的土地供应机制，推进租购并举住房制度建设，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重点要推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降杠杆。要继续严格管控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机制。要把去杠杆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加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建立国有企业债务约束机制。
降成本方面，要切实落实现有出台的各项降成本政策措施，确保企业有较大的获得感。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措施，较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负、社保、融资等成本，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
补短板方面，要瞄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短板，围绕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大企业清洁化智能化改造、创新能力建设、污染防治、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投资。要把补短板与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加大补制度短板的力度。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微观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和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处于供给体系的关键位置。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重要原因是微观主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紧紧抓住微观主体这个关键环节，激发企业、事业单位等活力。
一是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按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目标要求，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加快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二是要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瞄准痛点和堵点，彻底解决市场壁垒“虚低实高”问题，充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活力。重点要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聚焦市场主体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目前我国有事业单位110多万个，从业人员3000多万人。事业单位集中了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质量效率不高等问题，需要切实予以解决。要坚定不移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关系，使事业单位变成独立的社会主体。当前重点是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合并和优化重组具有相同功能和定位的事业单位，在此基础上落实相应的支持政策。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产品和服务是供给侧的直接体现，是满足需求的前提和基础。产品和服务必须满足市场需求，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生产活动的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产能大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是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农产品消费的绿色化、优质化、多样化需求，着力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重点要优化农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强产业链从种植环节向种业研发、精深加工、特色品牌建设等两端延伸，大力发展休闲旅游、文化康养等服务业。要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支持创新创业创造，优化农业经营主体结构。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二是要大力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把制造业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坚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并重，加快重塑新的竞争优势。重点要支持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鼓励新兴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着力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全面落实企业研发投入抵扣政策，进一步加大抵扣力度，加强政府采购政策对创新产品的支持。支持建设制造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着力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
三是要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解放思想，着力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切实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充分激发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潜力。要聚焦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重点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切实落实教育、医疗等领域向社会开放的政策措施，加快旅游、体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的发展。此外，还要切实落实服务业减税降费的各项措施，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准，强化服务业诚信制度建设，着力优化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环境。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首先，要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畅通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渠道。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加强基础研究，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提高技术有效供给能力。要把科技创新聚焦到振兴实体经济上来，加快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要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机构组织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的升级转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让资金真正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的行业和企业。要适应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优化学校和专业布局，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要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
其次，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要着力完善市场监管、社会信用、竞争政策等制度，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的衔接协调。要加强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有效的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三，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引导生产、为生产创造动力，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无从谈起。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重视消费的作用，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按照“限高、扩中、提低”的思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科学合理地确定公务员工资水平，完善事业单位工资总额管理制度。要切实发挥再分配调节作用，健全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收入调节税收体系，加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保障及民生事业的比例。要增加居民投资渠道，稳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与主攻方向
化解结构性矛盾，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驶入持续发展的新航道，就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就我国当前而言，供给侧结构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不平衡，是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
“十三五”规划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突出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这是引领经济新常态和解决当前经济结构中突出矛盾的必然要求。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时期，过去积累的突出矛盾和转换期的结构性矛盾会形成叠加效应。面对这些矛盾，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在更高阶段实现新的持续发展。例如，日本在二战之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到60年代后期开始面临传统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产能过剩现象逐步凸显、产业政策效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等挑战。1973年，日本又受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之后，日本从供给侧采取了减量化经营、加速折旧等结构性改革措施，大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不仅成功应对了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而且保持了10余年的中速增长。但后来受到利益集团阻挠，结构性改革迟滞，日本经济又陷入了经济增长“徘徊的二十年”。
像许多经济体一样，我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也落入了传统产能过剩、城乡区域发展失衡、供求结构不匹配、旧增长动力明显衰减而新增长动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之中。化解结构性矛盾，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驶入持续发展的新航道，就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可以说，就我国当前而言，供给侧结构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不平衡，是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当然，尤其是要把握好两点：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经典论点，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把供给侧改革泛化，要把供给侧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与相配套的政策调整区别开来，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涵区别开来，与具体产品的升级换代区别开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相当丰富。今年乃至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重点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展开。
第一，要加大对过剩产能的处置力度。产能过剩是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2015年我国粗钢产能约11亿吨，但产量仅8.04亿吨；若考虑在建项目，我国煤炭同期产能近57亿吨，但产量仅36.8亿吨。“去产能”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涉及到数以百万人的生计。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煤炭和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政策措施。各地正在积极部署和落实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其中难点在于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亿元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安置；将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方式妥善处理债务问题。落实“去产能”的任务，关键是要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存量债务如何化解”的问题（与上世纪90年代国企脱困兼并破产、安置职工相比，当前有不少有利条件；与2005―2008年国企政策性破产规划实施相比，有不少不利条件）。具体的办法包括：一是通过提高中央对过剩产能退出的奖补资金额度、发行转型债、将国企资产划拨社保、土地变性等方式筹集资金，支付产能淘汰过程中企业破产关闭所涉及下岗职工的补偿金、社保、工资拖欠等费用。二是通过采取兼并重组、混改、不良资产出售或者证券化等相结合方式，加快处置产能出清中的资产债务问题。三是通过政府采购服务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农民工和下岗待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妥善安置下岗分流人员。
第二，要采取针对性强的差异化政策，化解房地产库存。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针对房地产去库存的政策。一是降低购房首付比例。在不实施限购的城市，居民首次购买住房最低首付比例可降到20%。二是降低契税和营业税负担。今年2月国务院出台新政，购买二套房的契税由原来的3%分别降至新政标准的1%和2%（以90平米为界），购买2年以上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原为5年），但北上广深除外。随着今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房地产行业整体的税收负担会进一步下降。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关键是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分化比较严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过剩问题突出，而北上广深和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过剩的程度没有三、四线城市那么大。有效平稳地“去库存”，应避免过度地加杠杆。要紧密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土地、财税、户籍等方面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要优化杠杆部门结构，降低杠杆总水平。近年来，我国杠杆总水平持续上升，但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水平相对较低，而企业部门杠杆水平提升较快。受经济因素影响，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意愿较弱，但从国企资产负债率来看，一些国有企业的杠杆水平在上升。部门杠杆水平的差异性表明，我们必须处理好杠杆的“加”和“减”的关系，必须把降低杠杆总水平和杠杆的部门结构调整很好地结合起来。2016年，我国适当提高了当年赤字规模，并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信贷，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水平继续提高；将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同时降低国有企业杠杆水平；将对金融企业的杠杆情况进行有效管理，避免金融体系出现较大波动，切实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第四，要多措并举，着力降低企业成本。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比较困难，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未见明显好转。应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扩大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范围、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适当下调电价和社保缴费比例等措施，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一些降成本举措实施的难度与现实可能性。目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电力成本比较高，但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限制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成效。职工工资主要受劳动力市场关系的影响，在劳动力总量绝对减少的背景下，要把工人的工资降下来似乎不大可能。员工社保缴费高是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但在社保基金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五险一金”中除住房公积金可以调整外，其他项目下降的空间不大。煤炭价格下降后，调低电价有一定空间，但在电厂负荷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下调空间也不大。为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增加就业和职工现金收入，要坚决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收费取消。日前国务院已决定，在去年已适当降低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社保费率基础上，进一步适当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失业保险总费率，规范并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初步测算，采取以上措施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1000多亿元。
第五，要通过扩大有效需求，弥补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后劲。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但这一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5到6倍的差距。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化进程未完成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投资的增长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从资本存量来看，中国依然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增长空间。目前，中国劳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5，只有日本的1/4。这表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还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培育都需要大量投资，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化、现代化建设都需要大量投资，推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也都需要大量投资。毫无疑问，扩大投资有广阔的空间，关键是要形成有效投资：要在投资过程中节约资金；要使投资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有助于改善发展条件，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