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与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1
经过1924―1927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把革命方向道路问题严重地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能否尽快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能否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实践的重点，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毛泽东革命的立足点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并且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互为条件，互为依托的。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一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 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 2 9年以后，又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还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后。
二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9年3月19日，周恩来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特别地肯定了毛泽东的经验：“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由于红军队伍在其建军初期残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滋生和蔓延，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摇摆以及“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按：指共产国际)到来”的影响，1929年五六月间，红四军“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红四军党内发生意见分歧进而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时不为前委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随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奉召受派到中央出席军事会议并汇报红四军党的工作及全部情况。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次详细汇报，以及此后和李立三、陈毅的多次谈话讨论后，于9月28日审定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就中国革命的特征、红军的基本任务、红军中党的领导、毛泽东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在指示信中，周恩来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第一次以中央身分对中国革命特征也即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的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对毛泽东等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升华。
周恩来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关于红军的发展和战略问题，‘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
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及其组织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红军中一切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并作为军队和政治制度的建设把它巩固下来。
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及前委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恢复毛泽东和朱德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周恩来并嘱咐带此指示信返回红四军的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四军前委于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党的九大，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由于陈毅迅速、忠实、全面地贯彻执行周恩来指示，用九月来信分清是非，结束争论，统一思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取得圆满成功。
古田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明确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
――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规定红军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强调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注意政治等。逐步树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思考的升华，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充实、完善和发展。它在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历史作用。
古田会议结束后数日，毛泽东再次向党内同志阐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道理。明确指出要想“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说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革命高潮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逐级扩大人民武装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人民的信仰，给反动派以极大困难，动摇其基础促进其瓦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正确掌握了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党的领导与军队建设等方面重要关系，基本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理论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基本原则，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四
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强调“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编制、战术、筹款给养、群众关系、军事和政治训练、军中供给开支原则等等，“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
2月1日，周恩来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表示：毛泽东的复职，红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要求广东派干部支援。
为了解决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的争论，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派，于3月初前往莫斯科汇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汇报了毛泽东等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阐述了自己“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周恩来的汇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促使共产国际、苏共以及斯大林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促使他们重视和赞赏毛泽东。《真理报》因此公开宣传肯定中国红军，宣称“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发展并迅速形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数月之内使中共党组织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中共和红军即将面临国民党蒋介石的空前巨大的压迫。
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纠错，于8月下旬相继到达上海。迅速采取措施坚决停止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9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李立三的错误，恢复党、团、工会组织的正常工作，撤销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和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其现状，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
五
1920年至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里艰难探索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和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思想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规律，形成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实践上，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
经过十年的艰难探索，经过大革命特别是经过1927年至1930年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等人逐渐自觉地摒弃教条主义，逐渐树立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断开拓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和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律。从“上山”、“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到“工农武装割据”;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人经验逐渐丰富，思想逐渐明朗，认识逐渐升华，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在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的贡献的。
周恩来具体领导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并且从南昌起义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他在1928年至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的问题，努力克服“左”右倾思想干扰和政策的摇摆，支持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努力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基础之上，作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正确结论和正确决策。在毛泽东的实践还不被认识、主张还不被接受，毛泽东处于困难境地之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指示信的方式，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的主张为全军认识、接受并顺利实行。古田会议以后，又因周恩来的大力介绍和推行，毛泽东的实践和思想逐步为全党全军以及共产国际、苏共所认识和接受。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试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与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2
1.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运动中。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第四，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具备了上述新的历史特点，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2.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特点及历史意义
(1)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①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②阶级基础，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③组织基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④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
(2)特点
①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②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定的革命性。
(3)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②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③党所提出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④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
3.大革命的含义、意义、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
(1)含义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动员程度更为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其深刻，因此被称作大革命。
(2)意义
①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②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为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③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发挥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3)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
①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
②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
③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
主观方面：
①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②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
③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
(4)经验教训
①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③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
④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
4.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第一，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第三，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2月11日，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2)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然而，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3)毛泽东在开辟革命新道路过程中的杰出贡献
在实践上，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理论上，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初步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
5.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原因：(1)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2)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3)主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试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与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3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光辉生涯，学习和继承他的崇高精神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紧密相连。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1898年，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中华民族正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人民流离失所、国家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况令人痛彻心扉。刘少奇同志青年时代就立下拯救民族危难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写下了“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在五四爱国运动洗礼下，他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在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这年冬天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刘少奇同志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事业。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在工人运动和党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1922年春天，刘少奇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回国，参与领导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他组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成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刘少奇同志也因此成为我国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同志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先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披荆斩棘开展工作，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族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迅速恢复和发展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实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少奇同志屡次临危受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领导在三大战略区发展党组织、开辟根据地、壮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他坚定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出色完成党交付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重大贡献。刘少奇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指导山东建立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局面。
1943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筹备党的七大。他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他说：“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形势急剧变化的重要关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他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刘少奇同志投入极大精力参与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领导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基础。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完成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使新中国能够较快争取到国际上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同志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他主持制定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指导全国农村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他参与制定宪法，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作出贡献。他参与我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审议、实施，使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明确方向和目标。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用很大精力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崭新的制度，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法规，为新中国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同志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强调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在党的八大上，他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见解。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认为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在企业领域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提议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等等，这些重要意见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刘少奇同志为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要建树。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要求“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提出发展党员“宁可数量少一些，但要保证质量”，强调“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提醒警惕执政掌权后干部的变质腐化问题等，为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了积极探索。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以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党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书写的历史是最公正的。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一生。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和功勋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同志们、朋友们!
刘少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奋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刘少奇同志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共产党人坚持的初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永远忠诚。刘少奇同志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进化与人类解放，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共同长远的利益而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他还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刘少奇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白色恐怖下，他两次被捕入狱，面对严酷考验，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他在党内多次受到“左”倾错误的排斥，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刘少奇同志50岁生日的时候，朱德同志在一首诗里称赞他：“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时刻，他仍然誓言“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牢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刘少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从来就不害怕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过去的一切缺点与错误，都将成为我们今后争取胜利的教训。”“真理是最可靠的”。他还说：“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针对那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歪风邪气，刘少奇同志严厉批评说，这“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刘少奇同志一生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也鼓励别人讲真话。他一生为真理而奋斗，凡符合实际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凡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际的，他就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始终实事求是，勇于直面问题，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让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刘少奇同志是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说：“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他还说：“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刘少奇同志在革命紧急关头，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1936年初，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去北方局工作，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他果断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负责中央一线工作，领导克服困难的斗争。面对各种复杂险峻的形势，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提出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
共产党人必须做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担当者，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困难。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强烈的使命感，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跟上时代要求，跟上实践要求，跟上人民要求，创造性开展工作，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刘少奇同志是勤于学习、知行合一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说：“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他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人骄傲自满，认为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糊涂认识，他说：“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刘少奇同志善于向书本学习，善于向实践学习，更善于把这两方面的学习结合起来。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用来指导实践发展。刘少奇同志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可贵品格。刘少奇同志深刻总结和提炼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的历史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推动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大兴学习之风，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同时要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刘少奇同志是心系人民、廉洁奉公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同志说过：“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严厉批评把个人利益摆在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的种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刘少奇同志对讲排场、摆阔气、假公济私的现象深恶痛绝，强调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说：“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在白区工作时，经常经手几万元的党的活动经费，但他分文不动，每天只买些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他经常轻装简从，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心系群众安危。他同掏粪工人时传祥结下的友情，成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缩影。家乡的一些亲戚看到他当了国家主席，跑到北京找他办事，刘少奇同志严肃告诉他们：“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他回家乡农村调查时，有时睡在养猪场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上，有时睡在县委会议室的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有时睡在大队部用两条长凳架着的门板上。他教育子女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脱离群众，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他还对子女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这些平凡小事体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本色。
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职责。全党同志要时刻牢记，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同志们、朋友们!
刘少奇同志说过：“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风雨无阻、砥砺前行。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是刘少奇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生奋斗的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近百年的不懈奋斗，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风雨前行，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开拓前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