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被严歌平老师构造的影像丛林所震撼!
严老师惯于以小说家的眼光和叙述方式演绎他的故事，表达他的观念。因此他的纪录片无一不充满着这样的魔力。《后工业时代来临之前》是如此，《萨摩耶与狮子座的故事》是如此，这部《城市里的村庄》同样如此。
一个小时的《城市里的村庄》，把我们带入了与我们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一群人的生活。以老杨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叶出生的中国最底层、最典型的农民，他们以别无长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态被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现代化的时代洪流所裹挟，他们拖家带口，象一簇簇寻找肥沃土壤的草，宿命般地开始了农民式的大迁徙......
城中村，一群老杨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孙，被命名、被怜悯、被驱赶、被规划，他们挣扎着，寻找着自己的扎根之地!
影片沉重而不失诙谐地向观众一桩桩一件件地把他们扎根之状、扎根之难摆在了聚光灯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 个个真实的细节，一幕幕被日常忽略的场景，恰到火候的被放大，推到观众面前，拨动着他们的心弦。镜头就象一双肉长的有温度的眼睛，一件件检视着这些小草扎根的疼痛和快慰。仿佛这双眼睛，看到自己的祖辈，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入上海滩的绰绰身影。坚韧、向上，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远古走到今天，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最重要的品质!
还是回到影片本身。城市贫民，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影片的编导没有囿于同情、怜悯等基本情感，而是以此为“麻雀”，站在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视角剖析“老杨一家”，剖析这一家与城市的关系，从而加深了该片思考的深度。对这些思考，影片铺陈以大量的细节，生动地、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地传达出来。老杨当搬运工的儿子在街头，跟一帮工友打牌时流露出的冷峻的眼神，出牌时狠狠掼下的动作;老杨一百岁的老母亲或苦涩、或怨恨的面部特写;老杨在街头卖烤红薯时，他的帽檐被一个路人嬉噱地拉了一下，这林林总总，都被捕捉下来，成为片中肌理的一部分，这些情节和细节的安排，为主题的不断掘进，提供了动力，保证了影片在饱满的生活质感的氛围里思考的力量。城市管理，曾经一度饱受诟病，两对矛盾的存在是其症结之一。一方面，城市化推进者的理念和农耕之气尚浓的被管理者理念的冲突;另一方面，是管理者自身对人性化管理的缺失以及被管理者农民式狡黠的叠加。影片中有两个细节惟肖惟妙地揭示了这一矛盾：老杨抱怨城管没收他的秤，老杨得意地道出他能够在闹市区卖烤红薯而又不被城管抓住把柄的绝门秘籍，一个生动的，“这一个”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老杨代表的这个群体，是当今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力量，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支力量。影片让我们想到，城市管理也象老杨一样，在城市化中，也同样面临着文明的洗礼。在这场洗礼中，城市越来越文明，越来越人性化。老杨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必将在这洗礼中，脱去身上的蒙昧，成为“现代人”，这是城市化、现代化的伦理所在，这是这部纪录片期望告诉我们的!
在这里，作为一个上溯一代就是农民的本人，因了有老杨这样的父辈，我成了城里人。生为上海人的刘骅老师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道出了城市化的精髓：“城市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徙，客观上使中原文化得以传播和延续，如今农民进城式的近徙，也使城市已经固化的结构得以改变。至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另当别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成为城市的新主人。如上海，有在市场卖菜的老一辈他乡人，但要知道，上海白领中70%以上，已是他乡迁入的新上海人了。”因此我可以以老杨子孙的名义，向严歌平老师致敬!向这部影片的所有编导们致敬!
一个观点认为，老杨在城市里漂泊，很难扎下根来。我以为，老杨一家回不去了，他们也许会有反复，也许会漂泊到其他城市，但他们是进城了，呼吸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空气，这才是最重要的!
也许老杨会回到老家的老屋度过晚年，但他晚年时的目光里会闪烁着山那边现代化城市的斑斓灯火，这跟他的祖辈迥然不同。那斑斓灯火里有他的子孙，他的子孙成为了今天的“我”，成为了就象老杨刚刚进城卖烤红薯时眼前晃过的灿烂的人。
影片里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具有经典意义。破旧凌乱的出租屋里，一家七口围桌而坐，简陋的饭桌上，摆满丰盛的菜肴，老杨打开一瓶高度酒，三百多元一瓶的白酒，老杨喝得脸颊红润润的。
我们的城市，因此有了万家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