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与政德是紧密联系的。政绩是政德的社会实践和客观体现，政德是政绩的道义评价和价值目标。领导干部的政绩离不开政德的保障和支撑，脱离政德讲政绩，就有可能背离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容易滋生一些劳民伤财的“学费工程”、有始无终的“烂尾工程”、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同样，领导干部的政德也离不开政绩的体现与表达，脱离了政绩讲政德，就会成为流于形式的空洞说教，容易出现一些冠冕堂皇的“纸面道德”、坐而论道的“表面文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领导干部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必须始终把政绩与政德统一起来，既追求符合政德的政绩，又修炼彰显政绩的政德。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往往重政绩、轻政德，使得二者不能很好的相统一。在他们看来，政绩是“硬指标”，为官一任，政绩显赫，提拔有希望，群众看得见，还能留个好名声。而政德是“软指标”，考评不好量化，群众不太计较，政绩突出自然“一俊遮百丑”，政德上只要不出大的问题就行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也是十分有害的。重政绩、轻政德会滋生“政绩冲动”，导致“政德出轨”，进而引发“蝴蝶效应”，带来严重后果。这于党于国、于人于己有百害而无一益，必须坚决反对，始终把政德放在首位。
重绩又重德、选贤任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方得“旷世奇才”诸葛亮，继而“三分天下有其一”。在这选与被选中，既有刘备的“德”，也有诸葛亮的“能”。求贤之道，古今一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既重视考绩又重视考德。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用和考核干部的标准，主要看其能否言行一致地坚决拥护党的纲领、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这也是综合考量干部政绩与政德的问题，考绩考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效果，考德考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态度。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好干部标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褒奖和重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不提拔“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之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认和称赞。
历史和实践证明，从政者“常修为政之德”，才可能有突出而巩固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政去人声后，民意闲谈中”。革命烈士方志敏“官”很大，却身无分文、一生清贫，让国民党军队的高官感到无法理解。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生简朴，从不公权私用。他的女儿中学毕业后，跟其他人一样被安排到食品厂腌咸菜。像方志敏、焦裕禄等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他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将流芳万代。
政绩事关民生福祉，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这充分诠释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所在。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离不开高尚的政德观。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是为自己的“官帽”干活，还是为人民的“腰包”干事，绝对逃不脱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领导干部只有常修个人之“德”，自觉摆正个人政绩与党的事业、自己升迁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多作贡献，才能取得无愧于新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