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的2017年，仔细想来，似乎是我进入华中农业大学以来最累的一年，这正印证了我曾多次提到的那样一句话：“人是一种自讨苦吃的动物!”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感觉很苦，但还必须去应对，还愿意去自讨苦吃，于是在这已经逝去的2017年，形成了以下一些习惯性工作，现总结如兹：
一、进出+新闻
“进”即每天的吃饭时间，可能是两餐，也可能是三餐，我都必须看新闻以掌握天下大事，树立“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栏目基本固定——海峡两岸、长江新闻号、今日关注或新闻联播，因为我喜欢有深度有思想的新闻;“出”即入厕，这时即在手机上看新闻，我把这叫“进出+新闻”模式，具体包括“饮食+新闻”、“入厕+新闻”，有时还包括“课间+新闻”。
(二)职业+志业
我对“自由”与“幸福”作了具有自己人生体验内涵的界定：“自由就是自己做自己喜欢做而社会又的确需要做的事，幸福就是自己满意了自己所做的事。”于是形成了我的“职业+志业”的认知与实践模式。
作为一名中国人、教师、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三种身份让我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责任界定，一种出自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相统一的界定：我的职业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教师，尽管谁都知道我们高校的考核指标已严重扭曲到让教师不安心教书的程度，但我仍然坚持为本科生上课，仅2017年，我共上了本课生课程《法律社会学》、《中国文化》、《中国区域文化》、《民俗文化》、《西方社会思想史》等五门课程共八个课堂，平均每学期都有四个本科课堂，另有研究生课程《中西社会思想史专题》、《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两门课程。同时还主讲了幕课《民俗文化鉴赏》，目前已开课至第二周，选课人数不断攀升，至今达到了7000多人。除了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而外，还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必要的科学研究，完成自己“志业”的任务：一是根据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参加了教材《中国文化历程》的修订工作，最后还被封为副主编;二是适应农村田园综合体建设，加速文化开发，编纂出版了《文化丁寨》一书，这是自20XX年即开始倡导的一个文化建设项目，终于在2017年的现实实践中得到了体现，自然，其中有研究生的不朽工作;三是完成了《民俗文化鉴赏》一书的著述修订工作，目前已由出版社正式出版(2018年1月版);四是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学术版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著述任务，目前已交出版社;五是编纂了《湖北萧氏统·萧氏文化》卷的编纂工作，目前已交出版社正式出版;五是撰写了一些论文，目前已见刊一篇。
(三)学校+社会
2017年，我总是奔波在学校与社会的两线，虽然没有印度人能“同时打赢2.5线战争”那么牛，但还是以“不求事事如愿，但求无愧我心”的良知，积极地为社会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正月初二走访农家，写下了《我的瑶族兄弟》一文，呼吁关心那些异地安家的少数民族农民;正月初三走访苗寨，与苗族农民交朋友;正月初七刚上班，协调一个精神病人的治疗，目前已康复;4、5月份在湖北咸丰博物馆、档案馆、财政局、国税局进行讲座;在湖北松滋进行民族文化建设咨询，并作全域旅游讲座;到重庆彭水参加《黔中道志》审稿会;年底在江西革命老区进行讲座……这些讲座或咨询，多数是免费的。我的信念就是：尽可能为社会做一些社会需要做而我又喜欢做的事。其间也还参加了不少的学术讨论会、参加了其他学校的相关学术活动、宗族文化研究活动等。
(四)教书+育人
2017年，我在教书过程中，特别突出了三个主题：一是强调人人都是文化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强调我们不要以为有了知识、甚至是教授就有“素质”，关键是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这次发生的高铁扒门女之事，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在教学过程中总是结合教学内容，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二是强调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责任。这是针对那些一天都只局限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的人，这些人一天都在想方设法贬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实质上做的是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所以我特别强调我们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强调要珍惜目前的发展局面，比如我在讲客家文化时，就特别强调从客家人的形成看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在讲到苏格拉底时特别强调守住底线与诉求崇高的关系……三是特别强调“全面看、正面看”的思维方式，在自我欣赏与自我反省的双重努力中形成自我前进的动力。
二O一七竞风流，修齐治平毕日修。
承续继绝开文运，教书育人写野秋。
心门洞开纳国惠，慧顶长灵听众流。
新的一年好风景，更扬征帆济心舟。
